走进外交之门

作者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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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冠群 1950年调入外交部，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，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；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、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、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、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、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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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时的作者和姐姐合影。生长在洋场十里的上海，父母把我打扮得洋气十足。不过，我系的是爸爸的领带，因过长而塞进裤子里了。

从我记事之时起，缝纫机在我心目中便占有特殊的地位。把小布条结在飞轮上，让它随缝纫机踏板的起伏而飞速旋转，是我幼时最爱看的游戏。

母亲和婶母都是家庭手工业者，以缝制女式睡衣见长。白天，父亲和叔父在公司里当职员。傍晚回来，放下饭碗，便挑灯夜战，剪裁、印花、熨烫，干到深夜。母亲和婶母次日便用缝纫机把它们缝制成衣，交人销售。祖母操持家务，但也参与一些劳动。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归来，偶尔也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儿。男女老少辛勤劳动。在旧中国那个艰难的岁月里，我家也算得上是个小康之家。

我的祖籍是广东潮安。祖父在乡镇里的内河码头上以背米为生，三十岁的那年便因肺痨病逝。信了“洋教”的我家，为乡里所不容，祖母只好背井离乡，带着四个孩子，到汕头的花边局里当女工。一个孤身女子实在养不起那么多孩子，不知是哪一年，我二叔便送了人，被带到新加坡，迄今杳无音讯。

花边局的侯老板在上海开了店铺，需要人手。我们便举家迁到上海，住在郊区。1937年，即我六岁的那一年，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淞沪战争，我家便随难民潮逃入英租界。抗战八年期间，我们在人满为患的里弄里过着小市民的生活。上海下层市民的辛酸苦辣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进入租界，我们便直接生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。抗战胜利不久，内战又起。在那个战乱不断、外患内忧的时代里，印度警察、日本军队、汪伪和平军、国民党的新一军和美国大兵的暴行和丑态，我都领教过。那时只有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。特别是国民党官吏的横征暴敛、贪污腐化，使我这个在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的青年学生也觉醒了。我接触了进步同学，读了革命书籍，参加了学生运动。

大学时代的作者

1949年初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时，参加了组织。

作者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

建国后，组织上号召南下或北上。我放弃了学业，选择北上，到了北京。

作者（二排左二）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。革大的思想改造奠定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世界观，使他们毕生受益。

1950年初，我们一批从大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报国为民的极大热情，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。之后，我又回到北京外国语学校（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）进修。北京外国语学校是外交部的干部学校。那时，我已是外交部的预备干部了。

1950年夏，我被匆匆地从外国语学校调出。原先组织上准备派我到印尼工作，后因情况变化，便把我暂留在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（礼宾司前身）工作了一年。

1951年夏，我在北戴河主持外交部的临时联络组，接待驻华使团的避暑人员。初出茅庐的我，开始独立工作，并受到锻炼。

在北戴河工作期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我在当地听了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，组织了外交部临时联络组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。我也带头把母亲留给我的一件金饰捐献了。

1950年深秋，作者（前排左一）等陪同波兰使馆商务专员（右一）到八达岭长城游览。那时，朝鲜战争已起，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，局势有些动荡，为确保安全，沿途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担任警戒。

其间，由于经验不足，我做了一件不太明智的事：事先没有“打招呼”，便组织了一批外交人员赴军输要道山海关参观，受到领导温和的批评。这些事，不论是好是坏，已经把我和抗美援朝联系起来了。

1951年秋，机会终于到来。一声调令，我便毅然走上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，经受一生中最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。那时，热血青年都纷纷请缨，要求奔赴抗美援朝前线，这既是公民保家卫国的本分，也是履行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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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文 |《潮头戏水三十年》

作者 | 杨冠群
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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